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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说法,“换一口牙就要卖一套房”。
这个说法乍一看相当“惊悚”,但仔细一算还真是这么回事。
一个成年人有28到32颗牙,按每颗1.5万元的“常规”价格计算,就是42到48万元,在鹤岗,能买下9套房还有余,在其它中小城市买下一套房也不成问题。
据央视在2021年的一档节目调查,如今中国大约有2亿缺牙患者,缺牙的数量起码在5亿颗到10亿颗。在高昂的治疗费用面前,许多人遇到牙齿问题,只能先忍着,能拖则拖。
2022年8月12日,国家医保局下发了《关于开展口腔种植收费和医疗服务价格调查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相关机构自行登记种牙的费用,并且要写清楚各个环节都有哪些,相应的部分具体产生了多少费用。
几天后,国家医保局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据这份通知的内容,种植牙有望纳入医保集采范围,这也就意味着,牙齿治疗的价格将被“打下来”。
在两份文件发布后,一则新闻上了热搜:“安徽一地限价,三级医院种牙不高于2200元每颗。”
“换一口牙就要卖一套房,终于将成为历史”,网友评论道。
许多关心医疗问题的人都知道,国家医保局出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近年来,医保局通过集采、价格谈判等方式,压低医药医疗费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每年的医保谈判现场视频,都能引发广泛讨论。
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开展心脏支架带量采购工作,几场“灵魂谈判”下来,直接将原价1.3万元的心脏支架谈到 700元,降价幅度达到94.6% 。
在价格谈判的现场实录视频下,评论区无不欢呼叫好,有人激动地说“奶奶的病有救了”。
然而,在这场价格谈判过去几个月后,某财经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心脏支架困局:以前没钱做手术,现在有钱没支架》。
文章中称,作者调查发现,天津市、北京市、安徽省、江西省和广东省等地均出现了三甲医院供应不足以及支架型号不全的情况。
文章暗戳戳的表示,由于降价造成了“浪费”:“在支架降价前,很多‘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是不做的,降价后都做了,所以需求暴增,供不应求。”
而且提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因为利润被压得太低,药企都不愿意研发和生产了,以后有钱也用不上药。
当然,这个说法也并非该媒体首创,而且直到今年的医保集采新闻中,在评论区也能看到踪迹。一直有声音称,医保局的做法是在“迎合大众的无脑”、“会摧毁医药行业”。
乍一看,这种的说法还挺“理性”,毕竟从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套理论来分析:政府调控市场价格会导致一个领域资本外流,生产减少,研发经费不足,发展停滞;国家放开价格限制,这样才会有利润,才能吸引资源,让行业蓬勃发展。
这么一看,该媒体调查出来的“心脏支架困局”与这种理论刚好对上了:药价太低,药厂都不愿意生产了,以后老百姓“有钱也没有支架用”。
那么,真如这些“理中客”所言,“医保局是为了迎合大众,为了政绩才搞集采,会弄得以后大家都没病看没药吃”吗?
01其实这种分析就像“真空中的球形鸡”,全然忽视了医疗领域的特殊性,也完全没有注意到国家在制定医疗领域的政策时,出发点是什么。
如果从更长的时间段,纳入更多现实情况来看,就不难发现,国家在医药领域的政策变化,从多年前至今,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从药的方面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抗生素。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以农业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之下,外伤、炎症等细菌感染始终是人类健康的头号大敌。
在过去,细菌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据估算,二战前全世界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
直到青霉素(抗生素)的发现,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利器。
在抗生素被发现后,西方国家很快认识到其重要性,将其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三重大发明(另外两项为原子弹、雷达)。
在全国解放前,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一方面是因为战争,一方面就是抗生素的匮乏。
新中国建国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长期禁运与封锁,严控抗生素的制备技术和成品传入我国。
1949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与医学家童村彻夜讨论如何发展中国自己的抗生素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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